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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一般过去时(介绍一般过去时的概念)



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在经过长期发展后迎来了又一个繁荣发展的机遇期。一个显著标志,继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中央作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党史党建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前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期,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适应党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的需要,党中央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发展,并在澄清思想、统一认识、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新的发展机遇到来之际,构建什么样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怎样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界普遍关注、热烈讨论的学术议题。对于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如何发展的问题涉及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最根本的还是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和党史观、怎样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历史是人类和自然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历史学则是人们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这一客观过程的记述和对这一客观过程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研究和概括。历史是客观的、有规律的,对它的研究则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种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观。有什么样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学研究中起支配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却都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历史要么被解释为无规律的运动,要么被解释为某种理性甚至是绝对理性的运动,要么被解释为上帝意志的显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在人类认识自身历史上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它不仅揭示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为我们继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列宁这样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我们在历史研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说到底就是要贯彻渗透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来说,这些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包括哪些呢。

(一)社会基本结构分析法

社会基本结构分析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要求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来分析每一社会的基本结构,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

(二)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深入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运动规律,必须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运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三)社会形态分析法

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矛盾的运动受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在同一性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总规律,其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阐释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机制的理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总规律,因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中的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

(四)社会动力分析法

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重视分析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有多种,最重要的是革命和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什么是社会革命?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什么是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世界进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要看到,在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中,作为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人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因素。以上这些动力,包括革命、改革、科学技术、作为劳动者的人,其作用都是紧紧围绕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来同向发挥的。

(五)阶级分析法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的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就出现了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列宁为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且认清一切阶级斗争最终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这个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核心问题展开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发展是夺取政治统治权的政治斗争。以往的阶级斗争都以夺取最高政治统治权为目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起点上,实现消灭阶级、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既然阶级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同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因此我们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历史运动时,就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既不能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也要防止把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社会矛盾误认为是阶级斗争。

(六)人民主体论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大写的“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打破对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桎梏的历史进程。历史反复证明,在历史发展进步的重大关头,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还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也是人民解放的理论。

(七)社会运动合力论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有着不同利益和诉求甚至是利益和诉求根本对立的阶级、阶层,在社会矛盾运动和冲突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时,使用的科学分析方法。恩格斯对此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合力”不是不分主次矛盾的合力。因此,在运用社会运动合力论时,一定要和人民主体论、阶级分析法、社会动力分析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正确地运用。

(八)世界历史论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人类越来越走出各自封闭的状态而将自身的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并用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这种发展(指生产力的发展——引者注),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预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世界历史总趋势的把握之上的。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

以上,我们列举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若干基本方法。这些科学方法不仅对历史研究极其有用,而且对中共党史研究同样有用。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还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支撑。

二、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要树立大历史观

树立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中共党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

历史发展、历史变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或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时间和空间,就没有历史。因此,树立大历史观首先就要确立科学的时空观。科学的时空观是从贯通古今中外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理念。它既可以运用于历史研究,也可以运用于现实研究,还可以运用于对未来的研究。

这种科学的时空观有其完整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横向轴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从人类的起源到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再到人类社会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直至当代史,这是这个时间轴的历史部分,属于过去时。如果按照一般意义的历史的时空观来说,沿着人类起源的时间轴研究到当代史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使命了。但对大历史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还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落实到中共党史研究上,就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因此,可以说,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在其时间轴上是一种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观,体现大历史观的本质要求,成为受大历史观支配又是大历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时空观。

再看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坐标系的纵向轴,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空间轴,体现的是本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的起源原本以血缘为纽带,最初形成的是各种原始部落。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逐渐有了民族分野,出现了国家,不同的人便因不同的地缘和血缘从属于不同的国家。历史发展是如此,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阶级的立场和国家(民族)的立场。与此同时,各国的历史发展尽管各有不同,却总受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支配。而且自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文化教育发展、人类交通能力和交往水平的提升等等,各国的历史发展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之中,直到如今国与国之间、各国与世界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大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需要突破原先的狭隘眼界和狭小格局,更需要突破在这种眼界和格局下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种族优越论,树立一种体现大历史观要求、打通本国与世界的时空观。当然,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并不排斥基于本国立场的历史研究。恰恰相反,坚持中国传统、中国特色,坚守中国立场、中国表达正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弘扬具有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的爱国主义也是中华史学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有鲜明的中国立场,还要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站位和世界抱负。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总要求看,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是以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中的世界主义。

将这个科学时空观的坐标系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不仅这个坐标系的时间轴是延续不断的,而且其空间轴也是延续不断的。这个空间轴不仅仅停留在与时间轴交叉的某一个点上,而且作为一个世界史与本国史贯通的横截面,展开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从古至今的任意一点上。当今的考古学也印证了这一点。早在人类的史前时代,人类之间交往的广度与频繁程度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将历史、现在与将来贯通,将本国与世界打通,既是树立大历史观的要求,也是历史学深化拓展的自身要求。

确立科学的时空观,决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出他的史学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就是秉承这一史学思想写成的。当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愿,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问世后,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随后,在延安整风中指导中央学习组研读党的历史之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古今中外法”。他认为:这个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继承和发展,把它重新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以上,我们着重谈了确立科学的时空观对树立大历史观的作用和意义。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树立大历史观还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用历史长周期的观点研究问题。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树立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发展阶段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才能准确把握其演变机理、基本规律、重大影响、地位作用,避免“盲人摸象”“一叶障目”或“鼠目寸光”。例如,我们在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基本规律时,就必须把这两个“三中全会”放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和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中加以考察,而不能仅仅考察这两个“三中全会”前后的一小段历史。由此,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迈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又如,在阐述改革开放的深厚历史蕴含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要依据历史方位研究问题。依照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依照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树立大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准则。我们说,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说到底也要依据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来作客观、历史的判断。例如,我们要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当时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特点而对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才能深刻认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策略调整、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重大变动,深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阶段作出的科学判断,同样是科学判断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正是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的。在擘画“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百年奋斗历程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非凡历程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科学分析了这一论断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上述对新时代新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历史方位重大变化的科学分析和科学论断,表面看针对当前,实质却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通过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历史方位发展变化贯通起来,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从历史发展长周期研究问题的纵深感、厚重感和透彻感。

第三,要把握重要历史节点研究问题。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时而波涛汹涌,时而细水潺潺,总会形成诸多重要的历史标志和历史转折。围绕这些历史节点,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例如,中华文明发展五千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五百多年、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等。从大历史观出发,既需要把这些历史节点置身于历史长河中加以研究,更需要把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实践、重要发明、重要创造、重大变化放在诸多历史节点上加以研究,方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贯穿其中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更好揭示隐藏在这些历史节点背后的历史必然。例如,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与历史必然性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五百年历程,系统回顾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又如,在阐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四,要把握好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前面说过,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也是充分发挥中共党史研究的教科书和营养剂作用的学科优势。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例如,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一八四〇年以来的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历史思维的重要作用是以史鉴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新时代推进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把新时代治党治军治国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放在历史长周期里去考察,用打通历史、当代与未来的大历史观去考察,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现在走到了哪里、又将向哪里去,把握发展大势和总趋势。“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正是这样一种大跨度、大视野、大格局的纵览与概括,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独到之处。

三、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要坚持正确党史观

正确党史观的理论基石是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够为人民的利益随时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从自身成功与失误中正确总结经验,不断开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道路。因此,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需要把坚持正确党史观放在第一位,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具体来说,在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建设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始终坚持正确党史观呢。

第一,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原则。这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以上这些基本要求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集中体现。

第二,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主线的科学概括将中国共产党史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复兴史紧密结合、有机统一,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内涵与历史视野,也是将大历史观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复兴史的一个重大创新。这个阐释学和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主流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第三,要高度重视党的历史的分期问题。党的历史分期从来都不是小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党史观看待党的全部历史的重大问题。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作出郑重的科学历史分期,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将党的百年历史展开为四个时期。这个分期贯穿一个客观标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的实现程度。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第四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四,要牢牢把握中共党史的研究重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因党而生、因党而兴。纵观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史,其研究重点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学科研究重点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大局,并通过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大局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第三个历史决议所作说明的讲话里,从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大局出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点研究任务。他提出了“六个深入”:一是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二是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三是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四是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五是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六是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第五,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历史的思想障碍,或是把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或是把它们对立起来;或是用后一时期否定前一时期,或是用前一时期否定后一时期。很显然,树立正确党史观,就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明确、科学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了极其重要的正本清源作用。他指出:这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对这个问题要全面、辩证、联系地看。其一,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其二,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不是彼此割裂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要坚持和发展。其三,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第六,要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期。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期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问题。能否实事求是、高度负责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期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允评价,关系到党的团结统一、兴旺发达。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期中坚持正确党史观,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决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偏见或主观随意性。一是不能因为错误而否定功绩;二是对犯错误原因要作科学分析;三是科学对待领袖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第七,要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这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正确党史观的必然要求。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主要表现为否定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只有资产阶级“启蒙”才有建设性意义;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以英美为师”的所谓“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以学术研究为名的一种错误政治思潮,其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就需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体现了对学习运用党的历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把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这是新时代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创新发展的主心骨和定盘星,必须深刻领会、认真贯彻。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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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什么是一般过去时(介绍一般过去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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