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号一路前行

1999年发生了什么(1999年发生了什么怪事)

1999年12月,西安,一位姓王的老人病危。

事实上,几乎从他住进来那天起,医护人员就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

一来,看得出来,儿女们都是极为孝顺的。老父亲入院后,他们一直在床前敬孝。但老人却很不愿意来医院,也不想冒险做手术,他总是念叨:我要熬到2000年的5月20号……

二来,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后,整个人也时不时陷入不清醒的状态。在弥留之际,他开始说胡话,说得最多是这样一句:“快跑,你们快跑”。

为何会这样?护士们不解。但儿女们显然是知道情况的,他们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希望他能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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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老人还是走了。几天后,医护人员听说,西安市委为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当天,有两个“特殊”的花圈被摆进了灵堂:

一个署名“国家安全部”;

一个署名“罗青长”。罗青长是中央调查部的老部长,也是周总理生前见的最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解放前,罗青长分管情报工作多年。

这两个花圈,无疑都说明了一点:老人的身份不简单。

这位老人,名叫王释奇,中国王牌特工。

岁月匆匆,带走了太多人的青春。若是没有这场隆重的葬礼,有多少能相信这位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的老人,早年曾是一名特工?又有多少人能想象得到,当年他和他的那群兄弟们,在西安干出了怎样了不起的事?

一:在西安开茶馆的那群年轻人

西安城,自古繁华。

上世纪40年代,在古城最热闹的莲湖公园里,一家“奇怪”的茶馆开张了。(如今这个公园还在,仍非常热闹。)

说它奇,奇在3个方面:

第一,名字奇,门前的对联奇。

茶馆名叫“奇园茶社”,其门前的对联是:

上联“奇乎不奇,不奇亦奇” ;下联“园耶是园,是园非园”;横批“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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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茶馆开张之日起,不少自诩文化人的顾客们,就时常站在这则对联面前,各种猜测:“这到底啥意思?”最后这些人统一不了意见,只能认为:肯定是故弄玄虚,吸引顾客而已。(为何会有这样的对联,大家且看后文)

第二奇,规模是真不小。

茶馆位于莲湖公园东门内北侧,据史料记载,其面积不小,能摆上300多张躺椅、100多张茶桌。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闹市区开茶馆,是需要勇气的。

茶馆里人来人往,三教九流的人太多了。当时的西安正在国军名将胡宗南的控制之下,同时还有其他军阀的势力存在。特务、大大小小的国军军官、黑道小混混,都喜欢聚集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有点儿钱的,都只愿意投资低调的生意。谁会愿意开这么大一个茶馆,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对此,茶社经理和掌柜的,似乎并不担心。每天早上,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

第三奇,从经理到掌柜、伙计,看上去都不简单。

茶馆经理,叫王释奇。他出现在茶馆里时,常戴着一副老式黑眼镜,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妥妥的一副民国知识分子装扮。

茶馆的掌柜,则叫梅永和。他一般身穿短衫、右肩搭毛巾,一副跑堂掌柜的打扮。从他轻盈的脚步来看,显然身手了得。

这两人,一文一武。遇到难缠的客人,该讲道理时讲道理,该亮手段时也不含糊,茶馆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看到这里,网友们应该能猜到这座茶馆是谁开的了?没错!它隶属于中共西安情报处,是西安地下党最重要的秘密交通站之一。

了解我军情报系统的朋友们,应该很清楚咱们的办事风格。一般来说,咱们的交通站都相对低调,各地方情报处会开一些裁缝铺子、书店、诊所、米店等,作为掩护。像这般“大张旗鼓”地开一家茶馆,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低调就是最大的保障,这个道理西安情报处的同志们,不可能不知道。要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了,他们也不至于如此行事。进入上世纪40年代后,“西北王”胡宗南的官是越来越大。作为老蒋的亲信,此人心狠手辣,在西北地区经营多年,光是在西安,他就驻有几十万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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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宗南还培养了一群特务组织。据统计,当时在西安的特务机关数量达到20多个。这样的特务机关密度,令整个古城一片白色恐怖。

我军有不少特工分散在西安城里,其中有插入敌人内部的,也有外围情报人员。这些人如在刀刃上走路,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眼看着咱们的情报点一个个被胡宗南拔掉,一个个情报人员牺牲在回家的路上,时任西安情报处处长的王超北,陷入了沉思。

该怎么办?

很快,报纸上一则信息吸引了王超北的注意,上面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市政府要在各公园开设茶馆,欢迎竞标。

王超北马上找到部下王释奇、梅永和等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去竞标一个茶馆?怎么样?” 对于这个大胆的决定,王释奇和梅永和当即表示同意。随后,在王超北的安排下,王释奇和梅永和以生意人的身份,参与竞标。

其实,如果是走正常流程,这次竞标他们还真不一定能抢得过那些国军亲眷。但他们有一个优势,王释奇当时还有一个公开身份:《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经营部副经理。这个身份,让他与商界多有往来。因此,经过大家的种种操作,还真就被他们拿下了莲湖公园这一茶馆的经营权。

一切准备就绪:茶馆开张了。

二:他们有多牛?

中国人办事很务实,往往很信一句话:技高人胆大。

在胡宗南眼皮子底下,在闹市区,搞这么大一个交通站,茶馆的几位骨干不可谓不胆大。而这种胆大之下,真的是“技高”。当时,茶馆有一“铁三角”组合:

第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我军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

王超北,应该算是茶馆背后的“大老板”。他是陕西澄城县人,18岁考入上海大学。此人能文能武,不到20岁,就凭着一篇《非驴非马的澄城议会》在上海扬名。此后,他一直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活跃在情报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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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来说,王超北懂电台、懂情报学,组织能力极强,属于“天才级”的情报人员。同时,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人员,1945年他曾花1万多块大洋,在西安设计了一个全长200多米的地下通道,四通八达。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第二位,则是茶馆的掌柜,梅永和。

梅永和是个练家子,西安人。别看他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却有一个特点:早年曾在吉鸿昌将军身边当过贴身警卫,是个神枪手,出手百发百中。当茶馆掌柜之前,他的工作一直是掩护和警卫。多年来,从未失过手。

第三个,就是茶馆经理,王释奇。

王释奇也是陕西人,和处长王超北一样,也是个学霸。早年在北京上学时,他就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业务能力”一流。

1935年,年轻的王释奇受组织派遣,拎着藤条箱、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西安火车站,从此就在西安情报部门扎根。此后,他还曾被送到南方局培训过。

有了这样一个“铁三角”,茶馆这条线是不是就完美了呢?

并没有!因为,他们还需要一把打入敌人内部的“利剑”。唯有加上这个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里外照应。而此人,就是一代传奇特工:李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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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李茂堂是我军西安情报部门最大的“王牌”之一。他是陕西渭南市人,1935年奉命潜伏进国民党特务机关,此后他在敌营内官越做越大,向延安和西北野战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到了1945年,李茂堂已经在中统扎下了根。就连胡宗南本人,也视他为亲信,走到哪里都愿意带着他。

一边是敌人眼皮子底下的一个茶馆,一边是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当这二者配合起来时,能有多牛?

虽然目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密,但仅凭现有的军史材料,我们已经能判断他们创造过的“奇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点:

其一,往延安送出了几十份重要情报。

从茶馆运营的第一天起,承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送情报。李茂堂的情报、各条其他战线的情报,很多都是茶馆送出去的。这些情报,曾直接影响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多个战役。其中,不乏战略级情报。仅是1947年,毛主席就代表中央多次密电表扬。

其二,让西安城里散落的情报人员们,有了一个“家”。

还记得前文提到令人不解的对联吗?

其实上联“奇乎不奇,不奇亦奇”,暗合了经理王释奇的名字;横批“望梅止渴”,则暗合了掌柜梅永和的名字。这其实就是告诉一些正在执行任务、或已经完成任务的情报人员们:你们要归队、要发情报,就来找梅老板,能解决大家的“渴”。

其三,掩护了一大批中央骨干。

抗战结束前,距离茶社仅一华里处,就是我军驻西安办事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都先后在那里工作和居住过。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奇园茶社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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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露

出手次数越多,传递情报越多,就越危险。毫无疑问,如此大的信息情报汇集量,让奇园茶社处于极大的风险当中。

有些风险,打入敌人内部的李茂堂能处理。

比如,1945年秋天,前线的一次次失利,让胡宗南意识到西安城里可能有一张中共的情报网。于是,在一次“党政军警宪团”联席汇报上,胡宗南亲自公布了一项详细的搜查和逮捕计划。此计划,于当天晚上12点开始执行。

为了保密,这次胡宗南还学聪明了。会议结束后,他下令:所有参会人员无故不得离开办公楼,直到逮捕计划实施完毕。

当时,李茂堂的身份是胡宗南身边调查室的主任,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能送出这份情报,李茂堂在站起来倒茶时,假装晕倒。胡宗南以为他是连日“剿共”太过辛劳,便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到了医院后,李茂堂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用暗语让她去找奇园茶社的梅掌柜。就这样,西安大量同志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还有些危险,是连李茂堂也无法化解的。

1947年8月份,胡宗南引进了一批最先进的电台侦测车,能更快地侦测到正在发报的电台。当时,大伙对这一侦测车的情况都还不够了解。

8月3日,正在向延安发报的报务员胡家兆,被敌人秘密逮捕。敌人对他用尽酷刑,都没能从他嘴里探听到任何秘密。最后,胡家兆牺牲在监狱里。

然而,敌人通过暗访胡家兆的行踪,最终还是把目标锁定在了奇园茶社。3天后的晚上,茶社经理王释奇也在一条小街上,被保密局特务们抓捕。

得知王释奇也被捕,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慌了神。他马上通知掌柜梅永和,让他和伙计们迅速转移。所以,当敌人扑向奇园茶社时,茶社已经人去楼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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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安排转移后,在监狱里的王释奇,就牵动着大家的心。

当时,李茂堂很想以胡宗南亲信的身份营救他,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被捕后,王释奇被迅速押送到太阳庙门街至善巷13号的西北特种拘留所。李茂堂明白,被送进那里的,都是连探视权都不会有的重犯。

王释奇被关进去是在1947年8月,出狱是在1949年5月,也就是西安解放后。期间他经历过什么、受过哪些刑,没有人知道。多年后,王老只对儿女们说过这样一个细节:

“那时候,他们一天给我吃一顿饭,一个馍馍。每次,我都把馍馍的一小块,放在兜里。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提审我。这时候,我就会把那块馍放进嘴里,只有这样,我才有力气去应对他们……”

这一年多的经历,成了王释奇一生最痛苦的岁月。

为何他临终会喊着“快跑”?王家儿女们的理解是,当时敌人反复问他的问题是:王超北会藏在哪里?梅永和会藏在哪里?你们的内应是谁?王释奇太担心这些战友,希望他们能“快跑”。

面对敌人的问话,王释奇啥也没说。

遗憾的是,虽然他没说,但掌柜梅永和还是在1948年4月,因为执行另一任务被捕。和王释奇一样,敌人给他上了老虎凳、辣椒水,也一样没能让梅永和开口。

实在没办法的敌人,于是想了一个毒计:把王释奇和梅永和关在同一所监狱,有意让他们放风时,有机会见面。看看他们会不会在“串供”时,说出些什么大秘密。

就这样,曾经朝夕相处的好兄弟,于半年后再次相见了。他们四目相对,相视一笑,看着对方身上的伤,都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

此后整整一年多,胡宗南没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信息:

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说,监狱外的好兄弟王超北,仍在领导着西安情报网;

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说,李茂堂仍稳居于胡宗南身边,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递出去;

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说,西安情报网直到解放前,仍在健康、有序地运转。

1949年4月份,我军西安情报部门等人得到信息:蒋介石下了绝杀令,要求胡宗南暗杀在监狱里的我军重犯。当时中央作出指示,务必尽全力营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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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李茂堂的操作下,梅永和在4月13日,被营救出来。为何只救他,没救王释奇?原因是:

当时大家能力有限,没能力一下子救出两个。而王释奇因文化水平较高,被典狱长看中,负责教那家的儿女外语。大家估计,王释奇暂时应该是安全的。而梅永和则相反,当时他已经被打成重伤,快挺不下去了。

就这样,梅永和在西安解放前十几天,顺利出狱。而王释奇则是在西安解放后不久,才出狱的。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梅永和被救出来时已经快不行了。5月20日,西安解放当天,病床上的梅永和向兄弟们提了一个要求:“背我上街去看看吧!”几天后,在见证了西安解放,看见了解放军进城后,梅永和逝世。

尾声:

新中国成立后,王超北、王释奇、李茂堂都受到了重用。

1953年5月,李茂堂病逝。

1985年10月,王超北病逝。

1999年12月,王释奇病逝。他被葬在了西安烈士陵园,那里还葬着他的好兄弟、奇园茶社掌柜梅永和,他的报务员胡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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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作为奇园茶社骨干里最后一位离开的,王释奇替好兄弟梅永和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晚年的他,时常走进西安莲湖公园。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了奇园茶社,但他总爱在附近坐一坐、看一看。

我们不知道,王老临终时喊着“快跑”时,是想起了怎么样的具体场景。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段烽火岁月,他从来不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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